过几天,父亲又去了二爹家。那时候的这个小县城的农村,大部分人家的收音机已经给电视机取代,四方红油炕桌也给沙发挤掉了社会地位,沙发都是直角,中间的弹簧高高拱起,像面包一样,但苦于不甚习惯,好多女人还是屁股斜歪在炕沿上,而男人愿意蹲在地下。父亲进门的时候,二爹正蹲在地下卷旱烟,父亲长长呼出了一口气,从大腿弯的地方提了提裤子,挨着二爹蹲了下来,接过二爹卷好的烟。父亲知道二爹做不了主,一直默默抽到二妈回来。
二妈一进门,父亲就捻灭了手中的旱烟,站起来往下揪了揪竖起来的上衣,转身拿起笤帚把一地烟灰扫在了炉灰口,折回来面对着刚歪在炕沿上的二妈。父亲后来跟我说,尽管他那年已三十大几,借钱还是让他觉得最底虚的一件事。二妈问父亲怎么没下矿去,父亲趁机说了要借二百块钱的事。二妈一听借钱,陡然溜下炕沿,叉起两手,蹙起双眉,瞪着眼睛质问地上“巴巴”抽烟的二爹:“咱家还有钱么?昨天你大嫂要买羊,我从这个立柜里拿出来亲自递给她,你没看见?你心死了还是眼瞎了?为甚随便就答应了程功,让他盯着我要?”二妈全程比划,没有落掉一个细节,比如说问咱家还有钱么的时候,就腾出一只手来,狠狠地指着柜子同时问二爹,好像怪二爹没先问问柜子,比如说她问二爹心死了还说眼瞎了,就猛猛戳自己的胸脯,不过她狡猾地放过了自己的眼睛,以胸脯代之。说完,呼呼大喘的二妈一屁股又歪回了炕沿上,两只脚荡来荡去,嘟嘟囔囔诅咒自己命苦,嫁给了二叔这个三巴掌拍不出响屁的东西。
这也难怪亲戚们都不敢给借钱,我们老程家是大户,单单父亲的名字最响亮,单单父亲念的书最多,却单单是我家最穷。母亲就总说:一笔写不出两个程字,看看人家是甚日子,看看咱家是甚日子。尽管母亲时不时一肚子火,尽管爷爷奶奶春秋已高,他们视一切疼痛为上火,一切疼痛着凉都靠索密痛解决,可还算健康地活着,跟我们去在城里住了好些年。
邻居们好多家都是儿女们轮流着伺候老人,一家一个星期一个月不等。反正一到时候一时半刻不能耽搁,麻利来接走,可父亲却不行,父亲说爷爷奶奶愿意在我家,就让二老在我家,所以母亲总是忿忿然地抱怨:又不是就生了你一个,其余的都死光了?父亲疾言厉色地还嘴:如果她大舅她二舅也要轮流把她老娘姥爷接来接去,那就也来我家!后来父亲真的就负担起了四个老人。房子刚好是联排,分东房和西房,爷爷奶奶住东房,老娘姥爷住西房。
惨遭侮辱的父亲心灰意冷回了家。母亲看到父亲那副如丧考妣的样子,大骂大爹二爹家。“我早就说过你不信,你要能从老大老二家借出钱来,你把我眼珠子抠出来当弹珠子弹!”母亲总能骂得那么花哨。父亲急忙辩解,确定他们确实是买了羊,说二妈是这么说的:你早半天打招呼,我就不给大嫂拿了,先紧着你做买卖。我真厌恶父亲总替他们说话,可刚要张嘴他便横眉立目说大人的事小孩别插嘴,活该借不到钱!我当时想。母亲气的够呛,一扭身坐上了炕沿,对着父亲咆哮:“明天去我二姐家,就说揭不开锅了,跟她借二百块钱!就说我说的!”
父亲就是这样,总觉得自己就该对所有人负责,总觉得别人都有被原谅的理由,总觉得别人都有被怜悯被同情的资本。
二姨真是亲二姨,在明明看不到有任何偿还能力的情况下,竟然真给拿了二百元,顺便捎给我一大袋糖,其中就有大白兔,那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味道。这也从此成了母亲戴给父亲的紧箍咒,谁惹她不舒服都能念几声。
终于,父亲在煤矿跟前开了小卖铺。夏天的时候,父亲晚上下井,白天把西瓜矿泉水放在一个拴有长绳的大箩筐里,往井里吊下去,再把绳子拴在旁边的四轮车车轮上。等光着膀子黝黑黝黑的司机满脸汗渍路过时,在滚滚尘土中,他一手握着零钱,一手抱着西瓜,准确无误地扒住正在缓缓前进的大车车门,一腿跨上去,卖给他们这些凉过的东西。
千禧之年有千喜。2000年一过,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开发办,搭上这辆马车,我们这个贫瘠小城的潜力,给自治区一支持,给盟领导一领会,一下子就挖掘了出来。而我父亲,也在叔叔的帮助下,日子一下子就扬眉吐气了起来。2003年,我们买了楼房,砖混结构,冬天统一供暖,热气从银色的猪大肠似的暖气管散发出来,住着实在很惬意。客厅背景墙是一块半面墙大的藏蓝色镜子,无论谁来,第一件事也是照镜子,翻着白瞅自己的后背一带,欣赏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样子。
很快,我家在城里已经有了好几套楼房,父亲就跟母亲商量,给大爹二爹每家一套房,让他们伺候爷爷奶奶。母亲先是翻出陈年旧账说他们怎么不仁不义,怎么连外边的狗都不如,狗给吃了还摇尾巴之类的难听话,后来也同意了。
确实,大爹供三个孩子上学和全家的吃穿用度,实属不易。那年,大爹不知听了谁,说给羊绒进行加工,一斤能变三斤重。有钱不赚非君子,大爹想。当天下午,大爹就吆喝大妈将自己收回来的两大包羊绒倒在炕上,又打发上学的二哥买回了一大包糖,糖拿回来,大爹亲自坐镇指挥:大妈先给那些糖倒在锅里化成了汤,微微凉了点儿之后,大妈连锅端起,朝着那堆羊绒劈头浇了下去,又让一旁的二哥随意地撒了好几把事先备好的细沙子,抓抓抖抖,给人以山羊抓绒前在沙子里拼命打过滚的假象,好赚他个“五十万元户”。不料,这堆鼓捣过的的羊绒死死粘作一坨,倒像是抓绒前的山羊失足掉进了浆糊桶里,成了一堆分不开的琥珀。大爹慌了神,将那一大堆黏糊糊的东西回炉重洗,折腾好几天,那些羊绒总算重见天日,给大爹这个二道贩子绑上摩托,去一道贩子那投胎。殊不知,一道贩子识货,头摇成了拨浪鼓。大爹憋闷好久,渐渐怒火中烧,怒火终于烧成了明火,几万块的羊绒给一把“洋火棍子”烧成一股青烟,大爹的“五十万元户”大梦也就此付之一炬。
淘气的二哥还不忘揶揄他爸,说这堆羊绒就像一个出自能工巧匠之手的泥人,转身给一个淘气的小孩儿一泡尿冲成一堆尿泥。从此,大爹成功搭上了滑铁卢,不仅自己在羊绒贩子界伸不开拳脚,大哥二哥两个不好纸笔的孩子也让大爹的心劲儿垮塌下来。
二爹家的日子也不乐观,爷爷觉得二儿子不是媳妇儿的对手,一不留神跟上人跑了也有可能,所以分家时,爷爷偷着给了大妈新彩电的钱,却分给了他们最好的土地。然而,变卖农副产品的收入远远满足不了二妈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,何况她每天描眉画鬓,那一双矜贵的手不服水土从来久矣,更不可能“汗滴禾下土”,于是,日子就过得紧紧巴巴。
我知道,除了该给大爹二爹的工资之外,父亲常常钱出无名,改变他俩家入不敷出的窘境。当然也给爷爷奶奶,好让爷爷奶奶腰板直点,尽管他们的腰还是渐渐弯了下去。母亲反复无常,无缘无故就会说什么狗之类,父亲就质问母亲:那我把爸妈接来咱们家,你伺候?母亲也就不吱声了。不过,母亲可不会就此收口,除非让她放开手脚打上几天麻将才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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